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。
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神奇的大腦，大腦有左右兩個半球：左腦主要處理語言、邏輯、數(shù)學、次序，即所謂的學術性活動；右腦主要處理節(jié)奏、旋律、音樂、圖像和幻想，即所謂的創(chuàng)造性活動。
今天，人類十分重視對右腦的開發(fā)，而開發(fā)右腦，發(fā)揮創(chuàng)造力，主要是運用想像力。
“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?！边@是科學家愛因斯坦的著名論斷。他還說，因為知識是有限的，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，推動著世界的進步，并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。在20世紀自然科學發(fā)展史上，幾乎無人能與愛因斯坦的成就相比，他在科學史上占據著劃時代的地位。
然而，誰能知道，這個頭發(fā)蓬亂、不修邊幅的猶太人，在中小學時代竟然常常被斥為“智力遲鈍”，甚至被斷言將來“一事無成”。
愛因斯坦在回顧自己的童年時，多次談起他所體驗的驚奇感。他說：“思維世界的發(fā)展，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‘驚奇’的不斷擺脫。”他認為，學生最可貴的動力是想像力、好奇心、求知欲、學習中的樂趣以及對學習結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，而學校最重要的任務是努力引導學生形成這些能夠啟發(fā)創(chuàng)造性的心理能力。他的結論是：“教育應當使所提供的東西讓學生作為一種寶貴的禮物來領受，而不是作為一種艱苦的任務要他去負擔。”
畫畫，是培養(yǎng)孩子創(chuàng)造力、想像力的重要途徑。
我曾經看到這樣一篇文章――《創(chuàng)造性能不能教》，作者是留美教育管理學博士黃全愈。其中寫道：
美國孩子學畫畫，老師往往不設樣板，不定模式，讓孩子從現(xiàn)實生活到內心想像的過程中自由構圖。孩子雖然畫得“一塌糊涂”，但十分高興。畫完之后，只問老師“好不好”，而從來不問“像不像”。黃博士說：“回答‘像不像’，是指‘復印’得如何；回答‘好不好’，是指創(chuàng)造得如何。”
黃博士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美國的小學美術老師達琳曾來中國云南作學術交流。不少中國老師請教她：“怎樣教孩子的創(chuàng)造性？”達琳很困惑：“創(chuàng)造性怎么能教呢？”
達琳給中國孩子出了一道題：《快樂的節(jié)日》。結果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多孩子都在畫圣誕樹，而且畫得一模一樣！她仔細觀察，原來孩子們的視線都朝著一個方向：教室墻上的一幅畫里有棵圣誕樹！達琳把墻上的畫遮起來，要孩子們自己創(chuàng)作一幅畫來表現(xiàn)這個主題。令達琳感到吃驚的是，那群孩子竟然抓耳撓腮，一副茫然的樣子……達琳老師不得不又把墻上的那幅圣誕樹揭開……
這個真實的故事的確令人深思。中國有千千萬萬個孩子在學畫畫，問題是怎么學？學什么？用什么方法去學？是用“眼”畫畫，還是用“心”畫畫？這可能就是模仿與創(chuàng)造的不同點。
我很同意黃博士的觀點：模仿是一個簡單的由眼睛到手的過程，由于沒有心的參與，可以說是一個類似“復印”的過程。長此以往，雖然技藝越來越高，可想像力卻越來越差。他的眼睛里有畫，而心里沒有。眼睛里的畫只能是別人的畫，只有心里的畫才是自己的。
有創(chuàng)造性的孩子，往往是用“心”畫畫，正是在“心畫”的過程中，培養(yǎng)了創(chuàng)造力。
北京市和平里四小就是一個注重培養(yǎng)孩子創(chuàng)造力的學校。有一天，日本教育代表團來校觀摩四年級的美術課。美術老師胡明亮畫了一只流著眼淚的小鴨子，讓同學們以這只鴨子為主題，當場創(chuàng)作一幅畫。30分鐘后，全班36名同學創(chuàng)作出37幅畫，令日本教育家們大為驚訝，連連稱贊：“中國的孩子太富有想像力了！”
孩子們都畫了些什么呢？胡老師把同學們的作品帶給我。
趙亦鑫畫的是《失去自由》。小鴨子被關在鐵籠子里，望著一群高飛的大雁在默默地流淚。
陳溪畫的是《不準動！》。一個戴著假面具的人，正用槍口對準一只流淚的小鴨子。
李佳畫的是《水污染》。小鴨子從被污染了的河里叼起一條小魚，而小魚只有骨頭架子，小鴨子傷心地哭了。
最精彩的是唐小晰的《觸景生情》。一只小鴨子呆呆地站在“烤鴨店”門前，看到爸爸媽媽都被掛起來烤熟了，自己成了“孤兒”，不禁傷心地流下了眼淚。
我想，如果我們的美術課都能像胡明亮老師這樣教，讓孩子們充分展開想像的翅膀，那孩子可就解放了。一名優(yōu)秀的教師，必須重視培養(yǎng)學生的想像力。
人類的發(fā)明，都來自大腦。一個奇妙的主意怎樣才能產生出來呢？這就要張開想像的翅膀，打破原有的模式，學會重新組合，把不方便變?yōu)榉奖恪１热纾?
改變的方式。把兩輛汽車摞在一起，改成雙層，讓它的容量加倍，也可以把汽車減半、擴展、切開、拉長等。
代替的方式。用小球代替鋼筆尖，制造出圓珠筆；用互聯(lián)網代替?zhèn)鹘y(tǒng)的通訊方式。
